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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戈公振和梁启超为对象，揭示、比较“报纸”和“报馆”两种不同的历史视野，从而认为：戈公振所定义的“报纸”，是直接来自专业化类型报纸的启发，他在突出报纸内容和形式特征的同时，也使之脱离了历史语境，成为一个先定的标准物品，并以为报刊的历史，就是不断向这样的标准进化的过程。梁启超的“报馆”，归属于国家有机体，为之发挥“去塞求通”的作用。在这种结构功能的框架中，报刊的历史成为办报者如何担负并完成“有益于国事”的职责的经过。故而要立足人类沟通层面重新理解“去塞求通”，并以媒介之“通”为视野，以中介化实践为路径，着眼于媒—介的联结和转化，使报刊史成为报刊使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相遇、碰撞、改变和构成的关系形态史。
关键词报纸；报馆；中国报刊史；媒介
作者黄旦，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浙江杭州）、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年第10期。
引言：“报纸”与“报馆”
中国报刊史的研究者，对于《中国报学史》中的报纸定义不陌生。戈公振从“内容”和“形式”推演出的“报纸”，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报刊史研究者提供了样板，成为他们“看山是山”的一个取景框。不信，粗粗打量一下目前已经面世的大多数报刊史教材，以及近一二十年逐渐时兴的“报纸职业化”之研究，便知端的。
如果不是驻足于戈公振，将目光前移至晚清，则另有一篇与报刊史研究相关的重头文章，那就是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章标题清楚表明，它的对象是“报馆”而不是“报纸”，而且是从“国事”角度来论，并由此排比出中国“报刊史”的这样一番景象：
梁启超
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凡是做新闻研究的也都有所知。或许是因为其非属正宗的报刊史讨论，或者是因为梁启超的比附不合今人的口味，更有可能是因为多数人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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