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报刊词话的特点与价值
付优
苏州大学博物馆馆员,文学博士
摘要：民国时期报刊本词话兼继词学的叙事传统和批评传统，以笔记体、随笔型、漫谈式为书写特质，具有较为突出的理论价值、文献价值、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整理和研究民国报刊词话，有利于从历时性的角度追溯二十世纪前半叶传统的词话批评与新兴的专题式词学论述在媒体公共空间角力的过程，同时从共时性的角度还原词话批评在民国时期的应激、自省、分裂和转化，反思传统词学现代化的路径和影响。
关键词：民国词学；词话传统；批评转型
纵览一千多年来的词话史，不难发现，词话之体乃借鉴诗话而来，萌芽于晚唐五代，滥觞于北宋，成熟于南宋，衰弱于辽金元明，至清而中兴，振起于浙西、常州，历两百年之酝酿，聚河出伏流、一泻汪洋之势，光大于晚清民初，至二十世纪上半叶，著作规模宏大，理论精深，堪称琼葩争艳、琳琅满目，继而曲折蜿蜒，重振于上世纪末，斯文如缕不绝。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类型丰富的报刊媒介不仅改变了词籍的发行、流通、消费和接受过程，而且形塑了现代词学的内容、结构、语言和作者群体，在语体改革和文体改革的激荡中，为古老的词学孕育出新生的力量。
民国词话兼具记事、评点、论述、考辨等功能，其中有的臧否各朝词家优劣，有的折衷古今论词异同，有的考证词韵分并，有的校订词律讹缺。从写作方式看，可分为原创类词话和辑录类词话。从传播形态看，可分为刻本词话、稿本词话、铅印（石印）本词话、油印本词话和报载本词话。相较于发展脉络较为清晰的刊本词话，为数众多的民国报刊词话较少进入研究者视域，其内涵和价值显得格外模糊不清。有鉴于此，本文将以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刊载本词话为研究对象，尝试厘清长期以来被学界混淆的“词话”概念，说明“词话”的不同定义所导向的研究路径及其学术影响，并借此重估民国报刊词话的理论价值、文学价值与文献价值，回应古典文学批评工具的现代价值问题。
一
制造“词话”：一种批评文体的名实之辨
顾名思义，“词话”是关于词这种文学体裁的话语，是中国传统词学批评的主要样式[1]。两宋时期，受诗话体例影响，词话一般仅指称以记述词本事为主的话词专著，内容多泛列所闻、杂举隽语，如杨湜《古今词话》与晁补之《晁无咎词话》（《骫骳说》）等。当时如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等阐述词学理论的著作并不以“词话”命名，而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等采录词坛掌故的作品，也未采用“词话”颜额。
到了南宋中后期，词话一词产生了新的内涵。日藏宽永十六年（）刊本《诗人玉屑》卷二一附录注“并系玉林黄昇叔旸《中兴词话补遗》”[1]P。该文列词论十六则，主要评述张仲宗、范石湖、卢申之、朱希真等人佳篇逸事。唐圭璋《词话丛编》据此版本收录，题名《中兴词话》，附录于《魏庆之词话》篇后。然而南宋并没有《中兴词话》这部专著，其内容实则来源于黄昇编《花庵词选》后十卷《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中的评语。由此可知，宋时已出现将辑录而成的论词话语泛称为词话的现象。
《词话丛编》
唐圭璋编
元明时期，“词话”的概念变得更加宽泛。如嘉靖十七年（）刊本《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余》，该书并不是话词专书，而是明人陈钟秀根据宋何士信《草堂诗余》四卷改编而成的一部词选。此选本共录词三百六十七首，按时令、节序、怀古、人物、人事、杂咏六大类编排，题目中的“词话”二字指词选中散录有“名贤”论词之话。而此时大部分以“词话”命名的专著，如俞彦《爰园词话》、郭麐《灵芬馆词话》等，又并不仅仅系记录本事而已。
清代以后，“词话”逐渐成为话词专著和辑录论词话语的总称，兼有“备陈法律”、“旁采故实”和“体兼说部”[2]P的文体特征。如王奕清编《历代词话》就来源于《御选历代诗余》所附从宋代以后各类杂著中摘录的论词零语。又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词曲类·词话之属”收录王灼《碧鸡漫志》、沈义父《乐府指迷》、陈霆《渚山堂词话》、毛奇龄《词话》、徐轨《词苑丛谈》，“词曲类存目”收录张炎《词源》、陆辅之《词旨》、沈雄《古今词话》、王又华《古今词论》、毛先舒《填词名解》，诸书或记词林逸事，或评词人词作、或辨词作真伪，或考词人生平，内容包括广泛，体现出“词话”研究范围的延伸。
近代以来，学者们纷纷试图为词话勾勒出清晰的研究视界。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谢之勃就在《论词话》一文中提出：“词话者，纪词林之故实，辨词体之流变，道词家之短长也。”[3]同一时期，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将收录范围确定为“大抵以言本事、评艺文为主”，所收词话“有采自丛书者，有采自全集者，有附见词选者”，“有精校本，有增补本，有注释本”，不收录“词律、词谱、词韵诸书以及研讨词乐之书”，亦不录前人非专论词的诗词话著作[1]P6-7。八十年代，宛敏灏发表《谈词话》，将词话定义为“一种以谈词为内容的笔记，涉及范围广泛，是综合性的”[4]，其论大抵从唐圭璋而来，但范围划定更为模糊。九十年代，王熙元归纳出词话的十三种内涵，“或探讨词学的源流正变，或研究词中的音韵格律，或品评词家的优劣得失，或记载词林的轶闻琐事，或分析词中的句法作法，或辨正前人的传钞、传闻的讹误，或考溯词调调名的缘起，或摘录词人的佳篇隽句，或搜辑散佚的断章佚句，或折衷前人论词的异同，或为词人辨明诬妄，或泛论词中旨趣，或评述词集、词选的优长与缺失”[2]，概括相对完备，但论述微觉琐碎。
宛敏灏（-）
进入新世纪，唐圭璋弟子朱崇才对词话批评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他提出，可以按照词学发展的历史实际将词话理解为“语及词之话”[5]，即凡是涉及词的话语都是词话，既包括已成卷的词话专著和各种词集的序跋题记，也包括散见于诗话、文集、笔记、书信、小说、类书的论词话语。在续编《词话丛编》时，朱崇才将收录标准阐释为“成卷者以条目为结构方式，条目以一段连续话语为语言形式；辑录条目，以是否话及词学（如词作、词学活动、词学术语）为收录标准”[6]，排除话及词人而未及词学之著作，亦摒弃词集笺注、章节式词学专著、论词绝句、学词日记等词学文献。为《词话丛编》补遗的还有葛渭君与屈兴国两人，前者界定的词话，“乃考订词人生平仕履、评述词作本事艺文、记载词籍版本题识等方面的专门著述”[7]，后者所摘选的词话，“重在阐明词学理论、体制、风格、流派、品评、鉴赏等，而词律、词谱、词韵及词乐等，较少涉及，凡序跋、题咏、札记、书函类单篇零句，虽藻绘之嘉言，亦在割爱之列”[8]。整体上看，三种补辑本都大致延续了唐圭璋辑《词话丛编》的去取标准，细微不同之处仅在从别集杂著中新辑词话的选择尺度。
约与朱著同时，孙克强将词话界定为“词学理论最典型与最集中的载体”，“以语录体片段文字为特点”[9]P22-30，此论简短有力，但未免对词话文献“纪本事”、“资闲谈”的一面有所轻忽。近年来，曹辛华多次论述民国时期旧体文学文献的研究意义。他认为，“所谓‘民国词话’首先当指民国时期那些采用非现代论文式、基本以片段式表达出现的‘话’词的论著或‘话’民国词的论著”[10]。在论述中国传统词话的承衍时，胡建次提出，词话是“以‘条’或‘则’为基本结构单位，通过‘话’的散体化形式，自由灵活地对词人词作包括词本事及词学理论等进行录载或阐说的文学批评形式”[11]P。此外，香港学者曾智聪在研究民国传统文学批评时也提出，“民国时期的词话，包括于-出版，用作词学批评的文体，主要以文言文写成，并以条目式表达，非现代学术论文形式”，其中包括“各种以‘词话’、‘词论’、‘谈词’等类似名称著作”，也包括“不以上述名称为名，但内容以论词为主”的著作，还包括“词籍序跋或论词书信”[12]P37-72。学者们对词话研究范围的想象和建构，无不基于深厚的词学修养，均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其中也明显存在忽视和混淆词话界限的问题。
其一，应当如何认识后人从前人别集、词选、诗话、笔记、史著、类书、小说中新辑录的论词枝语？例如，《复堂词话》并非谭献所著词话专书，而是徐珂在光绪二十五年（）从谭献文集、日记及《箧中词》等著作中摘录词论汇辑所成。《词话丛编》所录词话，先著、程洪《词洁辑评》、许昂宵《词综偶评》、张惠言《张惠言论词》、黄苏《蓼园词评》、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叙论》等都是唐圭璋从各种词选中辑录而成的。《词话丛编续编》所录黄濬《花随人圣庵词话》、梁启勋《曼殊室词话》与唐圭璋《梦桐词话》等；《词话丛编补编》所录王士禛《倚声初集辑评》、徐珂《历代词选集评》、《清词选集评》等；《词话丛编二编》所录朱彝尊《曝书亭词话》、胡适《胡适说词》、汪东《唐宋词选评语》等；《历代词话补编》所录杨钟羲《雪桥词话》、叶恭绰《遐庵词话》、胡士莹《霜红词话》等均属后人摘录汇辑而成。这些摘编而成的词话对全面考察某位词人或者某个时代的词学思想，毋庸置疑是重要的，但今人汇辑词话，应当严守围绕“词”与“话”展开的编选原则，尊重前人“不越谈丛而转移韵府，未脱说苑而潜进吟谈”[13](P)的传统。同时，研究者使用这些文献材料时，万不能不加辨别地混同使用。考察作者词学观念时，最好返回词论产生的原始“文本现场”，否则极容易“以今衡古”，混淆作者不同时期的词学观念，甚至将汇辑本词话流传以后出现的评论，误当作对作者原文的评论，导致扰乱词学范畴生成、发展、传播的历史脉络。举例而言，在讨论词学界对《人间词话》的七次增补时，彭玉平曾提出，这些以“人间词话”为名的辑本“对于全面了解王国维的词学思想——特别是词学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无疑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若将王国维的词学思想浑然不分阶段,则不仅难以面对王国维持续近二十年的删减调整理念，也难以厘清王国维词学中的前后期差异，将这种错杂甚至掺有矛盾的理论形态陈列于学人面前，其所造成的困惑和迷茫，自然是可以想见的”[14]P73-79。据《词学季刊》登载，唐圭璋编辑《词学季刊》时，原计划分成两编，“甲编据刊本，乙编据辑本，网罗放佚”[15]P。笔者认为，研究者编辑、引用汇辑本词话时，不妨按照唐老原本的思想，将之命名为“某某评（论）词”，以示与原刊本词话的区别。
其二，是否能够将词籍序跋、论词书札、论词绝句（论词词）、词集提要、词人小传、课堂讲义与演讲稿视为词话？朱崇才《词话史》对“词话”内涵从宽看待，论述中常将序跋题记和论词书札作为词话专节讨论，如第三章论苏轼《与王定国》、《与刘贡父》、《与鲜于子骏》等书简，第七章论李俊民《无名老人天游集序》、吴师道《题谢君植吴立夫诗词后》。《历代词话》收录有厉鹗、谭莹、郑方坤、朱衣真论词绝句。《词话丛编二编》收录王欣夫《四库提要补正词话》、《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词话》，原文均系词集提要。《词话丛编续编》收录南京图书馆藏删订本《历代词人考略》，内容以词人源流、生平小传和词风评价为主，又收录顾随《驼庵词话》，该文实为课堂讲义辑录本。它如刘毓盘《词史》附录本《花庵绝妙词选笔记》，实为其在北京大学主持讲席时，应课堂教学需要，在讲授黄昇《花庵词选》时所作的笔记；而李保阳整理《霜红词话》，则系年胡士莹在东南大学上学时所录吴梅讲义，此讲义油印本今藏平湖图书馆。此外，王蕴章以“王西神”之名刊发于年《民意》第二卷第八、九、十期的《词学一隅》尽管谈的是词源、词韵、词律、词派、词史五个问题，但其实是为南方大学校友会撰写的演讲稿。又，陈果夫刊于《乐风》年第三卷第一期的《词话》实则系当年9月26日面对国立音乐院学生谈论音乐与习俗之关系的演讲稿。广泛汇辑、考证、研究历代词学文献固然是嘉惠词林之举，但不加选择地滥用“词话”之名，却可能遮蔽词话原有的历史作用，伤害词话自身的文体功能。
其三，就晚清民国时段而言，以白话写成的词话是否能算作词话？谭新红著《清词话考述》，编选范围仅限文言词话，不收录“以‘词话’名书而以白话撰成者”[16]P1，如干因《杂碎词话》、谭正璧《女性词话》等皆在摒除之列。但张璋等辑录《历代词话续编》，却又将干因《诗词丛谈》、丁易《词中叠字》、刘辑熙《词的演变和派别》、宋咸萃《词学流变》和方欣庵《词的起源和发展》等大量以白话写成的篇目囊括其中。词话原本是以文言撰著的传统文学批评形式，但近代以来，由于文学文体的革新和批评话语的新变，在报刊杂志中出现了一大批以“词话”命名或从属于“词话”专栏之下的白话论词篇目，例如年《世界日报》副刊登载的关仲濠《屯田词话》和年《北平晨报》刊载的林丁《蕉窗词话》。出于尊重批评语言革新历史实际的需要，研究者既应尊“词话”之体，亦应重“词话”之变，不能将数量众多的近代白话词话弃置在研究视域之外。
事实上，不仅词话研究存在对词话文体特质认识不清的问题，诗话研究也陷入了类似的困境。年，黄霖在谈到我国话体文学批评的源流时，曾比较深刻地指出过话体概念内涵混淆的问题。文中云：“至明清两代，诗话、诗法、诗论不同文体的概念日益相混，有的著作本身也各体并存，以至学界渐将所有成编的、随笔式的诗话、诗法、诗论及考证类的诗学著作统称为‘诗话’……这样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在‘诗话’的框架下用论评类‘诗论’取代了记事类的‘诗话’，使‘诗话’有其名而变其实了。对‘诗话’的这种‘鸠占鹊巢’式的理解显然失之于偏。但是，假如我们反过来，现在只认定‘体兼说部’的才是‘诗话’，又与历史上长期被认同的较为宽泛的包含着诗论、诗评、诗法、诗式的‘诗话’不相一致。”[17]P20-21这段评论令笔者联想到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批评“不复知著作之初意”的诗话作者，沿流忘源，不明学术，担忧“人心风俗或因之而受其弊”[19]P。影响人心风俗自然是诗词话难以承受之重任，但辨明批评之体，明确批评范畴，实属研究群体的基本责任。正如本文开篇所论述的，传统话体文学批评研究正在成为文学史和批评史研究新的生长点，因此厘清其范围界限，认清其内涵特点，寻求学术群体共识，应当是研究的必经之路和立论基石。
笔者认为，词话是传统词学批评的主要形式，兼继词学的叙事传统和批评传统，前者表现为讲述、考证词人词作的故事典实，后者表现为对词人词作的艺术探讨。在文本形态上，词话以笔记体、随笔型、漫谈式为特质，既不同于旧体文学批评文献中的词籍序跋、论词书信、词集评点、论词绝句（论词词）、词谱和词韵等著述，也不同于近代以来成体系、有主题的词学概论、词学史和单篇词学论文。在文本内容上，词话可囊括录事、论理、志传、品人、说法、考索、评书、摘句等诸多方面。在命名方式上，除直接指称“词话”外，也可题名为“词论”、“词谈”、“词评”、“词学札记”、“读词随笔”等。
二
新旧之间：民国报刊词话的特点
在前辈学人的著述中，无论如何界定词话的内涵，大体上都认同晚清民国是词话的集大成和新变时期。在国际国内政治动荡、社会文化急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传统词话或标举思想内容的沉郁厚重，或倡导形式结构的工整严密，沿着不同的路径，共同走向传统词学的总结和现代词学的开端。
众所周知，近现代词学转型的过程与词学传播媒介的更新是相辅相成、互为背景的。自英国年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在广州创办《东西洋每月统计考》以来，报刊杂志的兴起带来的不仅仅是新工具和新技术，还有被媒介“新尺度”所形塑的新内容。随着雕版印刷媒介为机械印刷媒介所取代，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传输逐渐产生偏斜，推动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产生。二十世纪初，梁启超观察发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法家法，无复问者”[19]，实则不仅报刊时论文章如此，词学评论亦“为之一变”。近代报刊传媒深刻影响了词话作者和读者群体的文学观念、语言风格和审美情趣，将传统词话引入现代文学批评场域之中。正如朱惠国在分析《词学季刊》与《同声月刊》的栏目设置和作者群体后所总结的，词学杂志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将书籍作为词学为以传播媒介的做法”，“有效地促进了词学家的研究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20]P51-57。遗憾的是，民国报刊词话由于其形式上的零散、内容上的错讹、重复等原因，曾长期为词学研究者所忽视，被几部晚清词话名著的光芒所遮蔽，成为尘封于旧报纸、老胶片中的零金碎玉。如何从民国报刊词话文本自身的脉络出发，还原近代报刊在推动词学转型中的具体路径和实际功能，是笔者思考民国词学批评史若干问题的起点。
就时间界限而言，民国时期报纸、杂志刊载本词话仅限于年至年间撰写并发表的词话作品。其内容不包括年前撰写并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词话，如《大陆报》“文苑”栏目年连载的况夔笙著《香海棠馆词话》，或如年《夏声》第四期刊神州旧主（于右任）著《剥果词话》；不包括撰写于年前，刊载于民国期间的词话，如年第2卷第6期《同愿月刊》登载述庵编《方外词话》一则，内容实系抄撮宋释正平词；或如年《小说月报》刊恂叔（即清代文人查礼）著《铜鼓书堂词话》；再如《词学季刊》年第二卷第四号与《东南》杂志年第一卷第三期载清代女词人钱斐仲著《雨华盦词话》；也不包括起笔或撰写完成于民国期间，由作者自己或者经他人整理刊载于年之后的词话，如年《词学》第一辑刊张伯驹《丛碧词话》，或如《词学》年第三辑至年第五辑刊赵尊岳《填词丛话》，该文原系年新加坡排印本；更不包括由生于民国期间的作者所著，完全撰写和刊载于年之后的词话，如朱庸斋《分春馆词话》（广东人民出版社，年）、陈兼与《读词枝语》、《闽词谈屑》（摘自《填词要略及词评四篇》广东人民出版社，年）。
就刊载形态而言，民国时期报纸、杂志刊载本词话仅限于中文报纸、杂志刊载本词话作品。其内容不包括民国期间的未在报刊登载的稿本、刻印本、石印本与油印本词话。稿本如民国词人沈泽棠所著《忏庵词话》八十六则，内容以评论历代词人词作为主，如“学白石者易生硬，学玉田者易浮滑，学梦窗者易堆垛，能消息于张、吴二家，是为合作”[21]P90-95等论述，颇有见地。然而该词话并未刊行，原稿存中山大学图书馆，年经刘庆云整理发表。或如民国词学家刘尧民生前所著《晚晴楼词话》，稿本保存在其女儿手中，1年经刘荣平整理刊行。或如卓掞（卓幼庭）《水西轩词话》甲乙两稿，甲稿记其父卓鸿中与其伯父卓云祥词作，乙稿多记晚近福建词人，该词话稿抄本原藏福建图书馆，8年经陈昌强整理刊行。又如民国文人陈应群《耐充室词话》，系年作者手誊、订正之稿本，年再次修订，因故未能出版，稿本现存中山大学图书馆，年经赵宏祥整理发表。印本如谭正璧著《女性词话》，系统介绍宋代至清代五十九位女词人，年由上海中央书店出版。或如夏仁虎著《谈词》，作为《枝巢四述》之一，该书年由北京大学排印刊行。又如王蕴章《秋云平室词话》附于《云外朱楼集》，年由上海中孚书局出版。又如高毓浵著《词话》两卷，附于《潜公手稿》卷七，完稿于年后，由高氏后人影印。再如陈匪石《声执》两卷四十八则，该文前有自叙，云“己丑三月，陈匪石自识”，可知本文实际创作于年3月，但该词话附于年油印本《陈匪石先生遗稿》。以上诸种词话均不属于民国时期的报载本词话范围。
就撰著方式而言，民国时期报纸、杂志刊载本词话包括原创词话和辑录词话，但后者仅限于民国期间汇辑而成的词话。举例而言，《三六九画报》年第十三卷第九期至第十五卷第十五期以“词客”或“词人”著《词话》为名辑录前人词话，《同声月刊》年第二卷第三期至第三卷第十二期载吷庵（夏敬观）编《汇辑宋人词话》，便不属于民国词话。年《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刊载《疆村老人评词》、第三期刊载《大鹤山人词话》均为龙榆生辑录，可划归民国报刊范围之内，但梁启超《饮冰室评词》、王闓运《湘绮楼评词》为后人辑录所得，未经报刊登载，便不属于本文的研究内容。另有一些词话文本的情况比较复杂，如年《词学》第四辑刊载黄濬《花随人圣庵词话》，系施蛰存辑录自《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摭忆》原载于年至年的《中央时事周报》，为全面观照民国报载词话的文本面貌和思想内容，可折中将此文纳入民国报刊范围内。
《花随人圣庵摭忆》
黄濬著
三
因枝振叶：民国报刊词话的价值
总体上看，民国报刊词话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正如宛敏灏在《谈词话》一文中所提到的，“不但词史可资取材，其他关于词学史、词乐史、词谱、词韵以至诗歌创作、文学批评、辑佚、校勘等等，无不汇集保存部分资料，但看我们是否善于利用而已”[4]。具体地说，民国报刊词话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理论尺度上，民国报刊词话能深化历代词学的研究论题。如果以年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所界定的现代词学研究范围为尺度，自宋杨湜《古今词话》以迄清季民初《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历代词话撰述皆属于“批评之学”。从该文举以示范的“东坡《水调歌头》主旨非爱君”、“张皋文穿凿附会解读温庭筠词”与“胡适‘词匠之词’说多率意褒贬”三例来看，龙氏理想中的“批评之学”宗旨只在“抉出诸作者之真面目，以重新估定其在词学史上之地位”[22]。客观地看，民国报刊词话的研究内容实则远超出作者研究的界域，横跨“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两端，举凡词体之起源、词调之选用、词律之讲究、词集之校勘、词作之考订、词人之行实、词史之兴替、词派之盛衰、词风之转变、词笔之运用、学词之门径，林林种种，无不兼收并蓄。
以词的起源问题为例，历代文人提出过很多异说，聚讼纷纭，有些主张李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23]P11，有些认为“填词原本乐府，《菩萨蛮》以前，追而溯之，梁武帝《江南弄》、沈约《六忆诗》皆词之祖”[24]，有些则以为“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25]。大体上是将词的起源从唐人近体诗上溯至古乐府，再上溯至三百篇，越推越古，以实现“尊体”的现实需要。民国词学家则在此基础上将南宋以来各种议论条分缕析，从音乐衍变和文体更新的角度探寻词体生发的根本源头。如年《华北画刊》所载《怡簃词话》云：“词者诗之余，曲者词之余。诗词曲，名互异而质则同也。予考夫词之所由来，常有不出诗之范围之迹。以词调命名言，则今日盛传之词调，皆昔日之诗题也……如《黄莺儿》咏莺，《袅娜东风》咏柳……凡此，皆有所指据，不然，词调之名，何以各有别乎？”[26]这是注意到词调对诗题的继承性。而年《励进》杂志所刊《觉园词话》则提出：“词者诗之余，曲者词之余。‘诗言志，歌永言’，则三百篇实为滥觞。一变而为乐府，再变而为诗余，寖假而为词余矣。”又云：“唐之歌词，皆为整齐之五言、六言、七言；而必杂以‘和声’、‘散声’、‘泛声’，然后方可被之管弦，使音之清浊，高低等得合曲拍，于是而词兴矣。”[27]这是既注意到词的历史流变过程，也注意到词的音乐文学属性。
其二，文献尺度上，民国报刊词话能辨析传世词学文献的讹误。如年《词学季刊》载杨易霖《读词杂记》十则，辨朱祖谋《疆村丛书》中所录米芾词有误，据毛氏汲古阁本、黄荛圃旧抄本可知该词作者实为秦观。又断四印斋本《花间集》和疆邨丛书本《尊前集》所录温庭筠《菩萨蛮》（南园满地堆轻絮）作者有误，据伍氏粤雅堂本及四印斋本《草堂诗余》可知，该词作者实为何籀。年《中国文学》刊唐圭璋《梦桐室词话》有大量的词籍考证、辨误的内容，曾指出陶凫香《词综》之误、张惠言《词选》之误、毛子晋补名词之误，还考出《后庭花破子》不始于金元、《破阵子》不始于晏殊以及古今词语相袭等诸多问题。年《现代邮政》载王仲闻《读词杂记》，内容共五条六段，内容一则为辨《捣练子》（云鬓乱）词非李后主所作，兼辨贺裳《皱水轩词筌》误将《捣练子》词作《鹧鸪天》；二则辨《水调歌头》（吴王去后）为尹师鲁词而非欧阳修词；三则辨刘仲方《水调歌头》作者之疑；四则辨《蕙风词话》将蒋兴祖女《减字木兰花》词误记为其父所作；五则辨吴曾《能改斋漫录》误将无名氏“别易会难无可奈”作李后主词，考辨颇为详尽。
其三，文化尺度上，民国报刊词话能反映文学活动的社会背景。民国报刊词话不仅是收录词学评论与词作考辨资料的宝库，而且汇辑了大量有关词人交际、词社活动与词坛风气的珍贵资料。某种程度上来说，民国报刊词话可称是特定历史时空和社会背景中政治变革、思想流变与文学发展等诸多宏大问题的“晴雨表”。以词社活动为例，如年《诗声》刊黄沛功《心陶阁词话》中提到：“冯秋雪与其夫人赵连城，读书一室，顔曰冰簃，倩家漱庵绘《冰簃读书图》，嘱余题词。”[28]经考，冯秋雪夫妇正是雪社的主要创建者，曾主持以月课形式创作诗词，连续出版46期《诗声月刊》。而雪社正是国内第一个以澳门本土居民为骨干的文艺团体，相关诗词创作和评论对反映这一时期澳门文人的文学思想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或如王蕴章（署“莼农”、“鹊脑”）《梅魂菊影室词话》记载有舂音词社的社名由来、词社成员和社集活动情况。文中云：“近与虞山庞檗子、秣陵陈倦鹤有词社之举，请归安朱古微先生为社长。古微先生欣然承诺，且取燃灯之语，以“舂音”二字名社。第一集集于古渝轩，入社者有杭县徐仲可、通州白中垒、吴县吴癯安、南浔吴梦坡、吴江叶楚伧诸人。”[29]文后抄录第一次社集中朱疆村、况周颐和自己所作三首《花犯·咏樱花》词。词话还记载了第二次社集社课为《眉妩·咏檗子所得河东君妆镜拓本》，第三次社集由周梦坡值社，地点在其双清别墅，社课为《风入松·咏梦坡旧藏宋徽宗琴》。另以词人创作心态为例，年《中华邮工》登载唐弢《读词闲话》末尾附注道：“这是我五年前的一篇《读词闲话》，自从我弄新文学以来，已经宣告和旧文学脱离关系，立誓不再做诗填词了，自然也不会再弄词话这一类东西。去年的复兴文言运动，声势是非常浩大的，但我自己却也更明白而且更坚定地走着我自己的路。把这篇东西寄给《中华邮工》，算是给我自己一点纪念。从此以后，在文言文至文言诗词里，再不会找到我了。”[30]从中不难窥见新文学与旧文学形式在作者思想场域的激烈争竞。
其四，文学尺度上，民国报刊词话能表述中国特有的审美体验。傅璇琮曾在评论明诗话时指出：“中国古代诗话，其本身即有一种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人们读诗话，不一定即想从中得到某种知识的传递，而是在不经意的翻阅中不知不觉地获得一种美的启悟，一种诗情与理性交融的快感。这种中国特有的对审美经验的表述，是十分丰富的，是有世界独特地位的。”[31]P8不仅诗话如此，词话也包孕着我国特有的审美体验。如冯秋雪《冰簃词话》的小序言到：“今岁双星渡河之夕，予约连城填七夕词，题为问仙与傲仙，各赋一题，以阄定。余得问仙，连城得傲仙也。复翻词牌以定谱，得《踏莎美人》。时已夜午，推窗仰视，双星闪闪，正渡河时也。拙作下半阕云：‘白露横空，鹊桥延伫。人间天上喁喁语。一年一度欢娱。细问天孙，巧字怎生书。’连城作有云：‘夜夜比肩，朝朝检韵。此情此景而无分。女牛若解悄含颦，应羡阿侬，朝夕画眉人。’予之问仙词，问字已嫌问得太过，而连城之傲仙词，傲字尤突过予前，牛女有知，泪当簌簌落也。诗成，黑云顿翳，微有雨点，意者其仙姬之泪乎。”[32]此段完全是明清小品文的写法，星河垂挂之景、夫妇缱绻之情毕肖于字里行间。年《宇宙风》刊留夷《怀旧词话》中也有一段摇曳生姿的描述。文中说：“成了每天日课的，是晚饭后的散步，到学校西边远远的一个河堤上去。虽然教我们的何其芳先生说过这是一条‘臭河’，然而我们却深爱它。它的前面是一片河荡，密密地挤满了田田的莲叶，几乎没有下船的地方了。远远一望无际全是水田和那红楼黄瓦的‘南大’。夕阳下去以后，莲荡里罩上一层暗绿色，这时我们就能深深地领略王静安所激赏的李璟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了——也是《浣溪沙》。”[33]初看这段“词话”，只觉行文却颇近于现代散文，语言晓畅若水、平白如话，但文中的情思风致完全是传统诗词的底子，黄瓦红楼、残阳绿叶，与沈祖棻的名作《浣溪沙》“有斜阳处有春愁”句异曲同工。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报纸、期刊登载本词话兼继词学的叙事传统和批评传统，以笔记体、随笔型、漫谈式为书写特质，具有较为突出的理论价值、文献价值、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整理和研究民国报刊词话，有利于一方面从历时性的角度追溯二十世纪前半叶传统的词话批评与新兴的专题式词学论述在媒体公共空间角力的过程，另一方面从共时性的角度还原词话批评在民国时期的应激、自省、分裂和转化，反思传统词学现代化的路径和影响。
注释：
[1]“词话”一词也可指称发源于唐五代“词文”、宋代“陶真”、“涯词”等说唱伎艺，流行于元明时期的诗赞系讲唱文艺，如《包龙图公案词话八种》、《新刊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起，孙楷第、叶德均诸先生已详细考证过此类伎艺。此外，在明后期及清前期，“词话”还被用作白话通俗小说和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泛称。例如，《申报·自由谈》年7月1日刊稜磨《词话风与平话风》，《东方杂志》年第43卷第4期刊叶德均《说词话》，所研究的均是说唱伎艺。
[2]参见王熙元《历代词话的论词特色》，被收入曾纯纯编《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年，第8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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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克强：《词话考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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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彭玉平：《一个文本的战争：〈人间词话〉百年学术史研究之四》，《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9年第2期。
[15]《词坛消息：〈词话丛编〉之校印》，《词学季刊》年第二卷第一号。
[16]谭新红：《清词话考述凡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9年。
[17]黄霖：《关于中国小说话》，《中国文学研究》，年第2期。
[18]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5年。
[19]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第册，年12月21日。
[20]朱惠国：《论传播媒介对词学研究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年第2期。
[21]沈泽棠：《忏庵词话》，《中国韵文学刊》，年第1期。
[22]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词学季刊》年第1卷第4号。
[23]黄昇：《花庵词选》，北京：中华书局，年。
[24]徐轨：《词苑丛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25]汪森：《词综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26]翁麟声：《怡簃词话》，《华北画刊》，年5月5日。
[27]谭觉园：《觉园词话》，《励进》年第1期。
[28]沛公：《心陶阁词话》，《诗声》年第4巻第10期。
[29]王蕴章：《梅魂菊影室词话》，《文星杂志》年第1期。
[30]唐弢：《读词闲话》，《中华邮工》，年第1卷第4期。
[31]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年，第1册。
[32]冯秋雪：《冰簃词话》，《诗声》年第4巻第4期。
[33]留夷：《怀旧词话》，《宇宙风·乙刊》年第56期。
(本文原刊于《中华诗词研究》（第六辑），年5月版。此据作者提供word排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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