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余光信息时代的三个阅读问题下

发布时间:2022-3-8 13:36:37   点击数:

信息时代的三个阅读问题(下)

年10月27日晚,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余光教授受常熟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主任曹培根教授之邀,在该院作了“信息时代的三个阅读问题”主题讲座。特此发表这篇演讲稿以供读者参考。

推荐书目与读物选择

如果我们认可在荧屏时代需要深度阅读,扩大知识面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去阅读什么?几年前,北大60多位教授聚集在一起,开了一个书目,叫《北京大学学生必读书目》。后来我在学生中做了一个调查,问大家知道这些书目吗?结果没有多少人知道。由此可见,读书是一件很个性化的事情,不可能由谁来强迫你。像北大那样一个有着宽松环境的学校,更不可能强迫任何人去读书,尤其是那些课程以外的阅读。据我了解,中国很多大学,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都推荐过这样的书目,只是影响的程度不同。有的学校把它作为必修课,比如武汉大学,也就是说,学校推荐的书学生必须看,看了才能得到学分。这样用带有强制性的手段逼迫学生去看,我认为效果并不是很好。但是有些学生对学校开出来的这些书目也提出了疑问,“我为什么要读这些书目里开出的书呢?”这也是个相当突出的问题。据我了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早在20世纪初就开设了这样的课程,教学内容就是人类数千年传承下来的经典著作。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创设的“文学人文”必修课,提供的是一个欧洲文学名著的标准选目;“当代文明”必修课,则提供了一个哲学和社会理论名著选目。但是,近年来,这些课程也受到挑战。挑战的学生问,“我为什么要读这些书呢?”大家知道,美国的大学里,学生的来源是非常复杂的,而学校所选的这些书大都是从古希腊到基督教文明期间所形成的著作。我是个华人,如果在美国上学,我就要问老师,你为什么让我读这些书呢?为什么不让我读《论语》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构成了很大的矛盾。在中国同样如此。比如说我讲“中国名著导读”,有些留学生也会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就跟他们说,我讲授的课程是关于中国名著的,你要么接受要么不接受。但学生们在课堂上也还会提出这样的质疑:“在中国名著里,你为什么讲这本书而不讲那本书呢?”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图书馆开了一个《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这个书目是经过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审定的,具有权威性。但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书目似乎没有公布,一直到70年代末的时候才在杂志上公布。当时读书的风气很浓,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书目。其实这是一个很差的书目,它列举了中国古代重要著作20种,但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里面连《论语》这样的书都没有。我自己长期坚持一个观点,假如有一个外国人问我,“我只想读一本中国书,你能告诉我要读哪一本?”我就会告诉他读《论语》。我对这样的一个书目抵触很大,但当时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反叛精神,我们不问“这个书目,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它?”。随着时代的推移,这种现象已经过去了。但开始凸现出这样一个问题:“或许我可以接受你提倡的深度阅读和经典阅读,但是我们读什么?我为什么要读你说的那本书?”这是一个“抗争”,它引起了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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