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兴奋剂的反智主义
苏珊·雅各比著，曹聿非译
选自《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序言，新星出版社，年。
写出一部著作，让它在未来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间成为种种洞见的基石，是每一位历史学家的梦想——尤其是生活在充斥着谎言文化中的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inAmericanLife）就是一本这样的书，这本书出版于年初，正值麦卡锡时代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社会动荡之间的乐观时刻。“以往自由社会中的主要美德之一，”霍夫施塔特以伤感却又谨慎乐观的态度总结说，“是能够让智识生活以各种各样的风格存在——有些人的特征是热忱而叛逆，有些人优雅而高贵，或者简洁而又尖刻，聪明而又复杂，耐心而又明智，还有些人长于观察与忍耐。要理解即便在一个颇为狭隘的社会中也会存在的种种美德，重要的是坦率与宽容。当然，选择之路可能无法前行，控制未来文化的可能会是对某种信仰怀有执念的人。这些可能当然存在；但只要我们让自己的意志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我们就可以相信，未来不必如此。”
四十多年前，还是大学生的我第一次读到了这些话，它们感动了我，而且如今依然不变。向霍夫施塔特致敬，是让我在新世纪来临之后不久开始写作《反智时代》的动机之一，在我尚且年轻，还能弥补荒废时光的时候，他的书将我从习惯性的智识惰性中唤醒，改变了我的人生。此书的研究工作大部分完成于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和年总统大选初期之间。当时，我（和其他很多历史学家和记者一样）认为，乔治·W.布什（GeorgeW.Bush）的八年总统任期是现代美国政治生活中反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巅峰。
年冬，我的书由潘塞恩公司推出了第一版精装本，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参议员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ackHusseinObama）和更年长的参议员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RodhamClinton）正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雪中为了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艰难跋涉。我将理性和对知识的尊重视为担任总统一职的必备条件，因此，我认为，不论奥巴马还是希拉里，相对于布什而言都属进步。但是，我并不觉得有理由改变我在上一版序言中的悲观论点——我当时指出：“难免让人担忧的是，美国历史的天平已经大大偏离了充满生机、丰富多彩的智识生活，它们对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在我看来，我从布什政府身上看到的反智倾向与其说是证明了布什的个人缺陷，不如说是体现了一种更普遍的进程，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愚蠢的标准在美国文化中越来越低。“四十年来，”我写道，“在一种半自觉的新型反理性主义影响下，美国特有的反智主义倾向大大加剧，这种反理性主义与由视频图像和无休止噪声构成的无知的流行文化互相促进。它不但与这个国家十八世纪启蒙理性的遗产相矛盾，也有悖现代科学知识，由此激起的一轮反智主义大潮将给美国文化与政治带来以往的反智潮流所不能及的巨大危害。确实，普遍的反理性主义和反智主义如今已经成了同义词。”
在写作时，我总是担心自己听上去像是古板的技术恐惧者。那段话如今看来更像是谨慎的保守说辞，而不是反动的哀叹。十年前，和我一样非常担心各类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对公众注意力和整体知识水平的冲击的学者和媒体人士相比现在更加之少［尽管也有雪莉·特克尔（SherryTurkle）和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Carr）等值得一提的例外］。当我提到我们对图像而不是文字的依赖日益加深时，我想到的是YouTube、电子游戏和网站上以图片形式对信息的简化。数字技术所推动的语言贫乏所造成的文化影响早已遍及社会各个层面，手机短信息和发推又加速了这一进程。社交媒体在年的影响力远不及今日——尤其是在新闻的传播和验证方面。如今意义上的“假新闻”（fakenews）一词那时还没被创造出来。我的书里甚至都没有提到创立于年、当时拥有约万名用户的Twitter（它在年拥有超过3.17亿用户）。在发展之初，很多四十岁以上的人认为Twitter是专属于小孩子的媒体。说到底，哪有成熟的人会想把交流限制在个字符之内？我相信，假如我在年想象着未来的总统候选人和总统所中意的交流模式是半夜发推，而且那个字符里有很多“骗人”“错误”“糟糕”之类的词，后面还跟着感叹号，严肃的评论家一定会视我为笑柄。
但在年夏天，当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J.Trump）乘坐那架现在已经饶有名气的自动扶梯走向特朗普大厦的大堂，宣布参与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我并没有感到多么诧异。也许他在某些傲慢的纽约理发师眼里不过是个“大橙子”，但我总是认为他有机会赢得共和党提名。在他征服共和党阵营之后，我也认为他有机会在大选中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尽管，作为一个总是自认为属于自由主义者的人，这样令人不安的预感完全不会让我感到愉快。我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朋友们——大多是记者和作家——总说我疯了。大选走向尾声之际，其中有些人（暂时）不再与我对话，我也不能因为他们回避我对特朗普战胜克林顿的可能性无法释怀的不安而责怪他们。他们会说，诚然，年左右的美国文化尚不能看作一个新的启蒙时代，但美国人还没愚蠢到选中一位拒绝听取国家安全简报、宣称气候变化可能是中国设下的骗局、模仿残疾记者手臂行动不便的样子加以嘲弄的候选人。[那位记者是《纽约时报》的谢尔盖·考瓦里斯基（SergeKovaleski），他质疑过特朗普关于新泽西州的穆斯林曾集体为恐怖袭击中双塔楼的倒塌而庆祝欢呼的说法，引起特朗普震怒。特朗普称，他确实在电视上看过该事件的影片——这样的影片并不存在，因为所谓的庆祝根本没有发生过。]
我总是认为特朗普不可小视，因为通过重读霍夫施塔特和写书所做的研究，我发现这位反智的候选人属于一种可辨识的模式，而不是例外。当他宣布了自己的雄心壮志，要用他对个人品牌的管理交换对美国品牌的管理时，我想起了霍夫施塔特的告诫，他让我们警惕“选择之路可能无法前行，控制未来文化的可能会是对某种信仰怀有执念的人”的可能性。在内华达州共和党初选中赢得高中或以下教育水平的人当中57%的票数之后，特朗普宣告，“我热爱教育程度低的人”。让教育程度低的人获得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而不是热爱他们——从来都是美国梦的基石。矛盾的是，缺乏接受大学教育的经济能力是如今很多蓝领工人中反智主义回潮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矛盾，但美国人对子女青出于蓝的期待——这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总是和“多高的教育算是太高”的矛盾心理联系在一起。父母们并不希望子女因为接受太高的教育而完全离开上一辈的世界。于是，工人阶级父母们可能会一边因为知识分子享有特权（或者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知识分子享有特权）这种文化上的成见而心怀厌恶，一边又希望他们的孩子有机会跻身特权阶层（哪怕他们更希望受过大学教育的孩子成为医生或企业高管，而不是成为教授或媒体人）。凭借准确击中他人痛处的本能，特朗普在谈及自己对教育程度低的人的热爱时，利用了这种矛盾心理。
促使主流媒体低估特朗普获胜机会的，并不像特朗普总统依然认为的那样是个人敌意或不诚实，而是因为新闻界没能理解让特朗普的意外获胜成为现实的社会背景。类似的是，在特朗普就职之后，在针对竞选团队和白宫与俄罗斯的关系展开调查等重大政治事件发展中，大部分媒体还是对他的支持者们起初毫不在乎的态度感到困惑。甚至在特朗普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受到进一步审查之后，很多美国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漠然态度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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